• 公募私募机构科创板投资观点集(2019.7.26)

    公募私募机构科创板投资观点集(2019.7.26)

    “不建议现在做二级市场投资。首日买入的账户绝大部分都是个人,说明韭菜不少,或者说,赌博的大户很多,但机构基本都在卖。”

    “目前,科创板上市首日很多打新中签的机构投资者已经卖出,在首日大涨之后,科创板的活跃度明显下降,在首日充分的换手之后,接下来将进入博弈阶段,现在游资是博弈的主角。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要对科创板保持冷静,现在长期资金很少,基本上都是短线资金,风险很大,建议科创板回归理性之后再进入。”

    “当下的科创板,已经炒疯了,到了讲‘市梦率’的程度,泡沫化严重。秉承价值投资,我们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投资科创板二级市场。科创板上市几天以来的表现,说明中国股市里投资者,炒风仍盛,甚至于是恶炒。当下之科创板已严重高估,泡沫化过度。坚决不建议参与科创板炒作。”

    “我们只参与打新,不参与二级市场投资,因为我们没有发现非常优质、价格合理的标的,目前所有的股票都是超级高估的,就是放在全球市场看也是高估的,性价比不高,所以我们不会买进科创板股票,我们只卖出中签的新股。如果等以后科创板股票回归合理价位和估值,我们会考虑去买一些。”

    “现在科创板是比较明显的投机时期,我们第一天开盘就全卖了。收盘之后我们去看数据,基本上机构在第一天就全卖了,机构观点比较一致,这些科创板股票贵,不值得买。”

    “我们感觉目前科创板一二级市场价格都不便宜,所以不会在二级市场进行投资,一级市场也会慎重。”

  • 科创板杭可科技实际控制人为曹骥曹政父子

    科创板杭可科技实际控制人为曹骥曹政父子

    这对科创板“父子档”中的父亲曹骥1984年创办集体企业,80后儿子则从基层做起接班。

    1984年,曹骥创办杭可仪并担任厂长,1999年1月,杭可仪由集体企业 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由曹骥等 80人为股东,其中曹骥占出资额的 49%,并担任改制后杭可仪董事长、总经理。杭可仪设立至今主要从事实验室用老化筛选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1988年前后至今,杭可仪进入军用特种电源行业。1998年前后,杭可仪开始研发锂 离子电池后处理设备(主要是充放电机)。锂离子电池后处理设备业务在2015-2016 年已全部转移至杭可科技。

    曹骥在2003-2005年,先后设立通用电测、通测通讯、通测微电子、杭可精密等 4 家公司,开拓芯片(设计、生产、贴装、检测等)相关业务。由于业务开展情 况不理想,2010 年后,上述公司实际已完全停止芯片相关业务的运营,转为开 展锂离子电池后处理设备相关业务。该项业务在 2015-2016年已全部转移至杭可科技。

    其子曹政于1983年出生,新加坡永久居留权。父亲一直着力培养接班,从基层做起。2005年9月-2008年1月,曹政任STATSCHIPAC 助理工程师,其后又历任杭可仪采购部员工、采购部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等。

  • 科创板编号第一股华兴源创实际控制人陈文源、张茜夫妻

    科创板编号第一股华兴源创实际控制人陈文源、张茜夫妻

    华兴源创是国内领先的检测设备与整线检测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从事平板显示及集成电路的检测设备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主要产品应用于LCD与OLED平板显示、集成电路、汽车电子等行业。

    苏州“夫妻档”14年前百万资金创业

    事实上,网络上对于夫妻二人的公开资料甚少,公司的官网上也未对其创始人进行介绍。

    可知情况是,2005年6月,两人共同出资注册成立了华兴源创的前身——华兴有限,彼时陈文源和张茜出资额分别为90万和10万,持股比例分别为90%和10%。2017年10月,华兴有限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公司的股东层新增了源华创兴、苏州源客以及苏州源奋,其中源华创兴持股比例为64.00%。此后在2018年5月,公司完成股份制变更。

    陈文源1968年11月出生,目前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1989 年至1992年,陈文源任苏州精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员,1999年至 2002年任爱斯佩克环境仪器(上海)有限公司业务经理, 2003年至 2005年任泰科检测设备(苏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茜于1971年10月出生,在2002年1月至2005年6月任苏州市耐得信息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行政部部长,张茜与丈夫陈文源一道创立华兴源创,2005年6月至2015年7月,任行政经理,2018年5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从公司业绩看,近年来,华兴源创业绩稳中有进,2016年度、2017年度和2018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5.16亿元、13.70亿元及10.05亿元,同期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80亿元、2.10亿元及2.43亿元。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98亿元,同比增长70.6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5元,同比增长27.36%。

  • 科创板操作下单最核心的三大交易规则细节

    科创板操作下单最核心的三大交易规则细节

    1、申报200股起步,递增1股即可

    通俗来讲,买入科创板个股时,每笔申报至少为200股,过了200股可以以1股为单位递增,比如申报201股、202股等,不过申报的上限有区别。

    限价申报:200股≤单笔申报数量≤10万股

    市价申报:200股≤单笔申报数量≤5万股

    收盘定价申报:200股≤单笔申报数量≤100万股

    当然,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申报上限一般不会触及。需要提醒一句,当卖出科创板个股时,若股票数量低于200股,必须一次性卖出,否则无效。比如投资者A持股160股,他必须一次性卖出160股,而不能卖出100股而剩60股。

    2、限价申报的“价格笼子”

    这是科创板有别于当前A股其他板块市场操作习惯的一个交易规则。具体如下:投资者在买入科创板股票时,其买入申报价格有上限规定,即不得高于买入基准价格的102%,往下不设底(但不能低于涨跌幅限制);投资者在卖出科创板股票时,其卖出申报价格有下限规定,即不得低于卖出基准价格的98%,向上不封顶(但不能高于涨跌幅限制)。

    简单举例:若某股票即时五档行情中的买一价为10.00元,卖一价为10.01元,投资者A想买该股票,限价买入申报最高价为10.01 * 1.02=10.21元,高于10.21元均为无效单;想要卖出该股票,则卖出申报的最低价为10.00 * 0.98=9.80元,低于9.8元均为无效单。

    若还感觉不好理解,研究员同样简化表达,就是在正常交易时(除集合竞价、临停时),申报买卖科创板个股按照2%的“涨跌限制”下单。

    不过特别提醒,科创板前五个交易日没有涨跌幅限制,盘中股票价格较开盘价上涨或下跌幅度首次达到30%、60%时,都将分别进行一次临时停牌。停牌期间是不受限价交易规则限定的,可在临停期间高价抢筹或低价减仓。

    单次盘中临时停牌的持续时间为10分钟。停牌时间跨越14时57分的,应于14时57分复牌。盘中临时停牌期间,投资者可以继续申报,也可以撤销申报,复牌时对已接受的申报实行集合竞价撮合。

    举例:某股票开盘价为10元,涨至13元触发临时停牌,停牌期间,投资者A可以填报13.5元、14元等价格进行申报买入,而不再受13.26元(13元的102%)的上限买入价格限制!

    所以,在遇到临停的时候,投资者操作一定要灵活!

    3、市价委托的“保护”机制

    科创板的市价申报主要有4种类型,其中本方最优价格申报、对手方最优价格申报是科创板新增的。比如本方最优价格申报就是如果交易者是要买入股票,提交交易者(即本方)最优价格买入申报之后,就会按照优先顺序以买方最优价格进行成交,相当于买入时以“买一”为限价;卖出时以“卖一”为限价的申报方式。

    此时,对手方最优价格申报可以立即成交,而本方最优价格申报只能排列在本方最优价格队列中,不能保证申报立即成交。

    科创板这个市价委托有一个好处,就是引入“保护”机制!即在连续竞价阶段的市价申报,申报内容应包含投资者能够接受的最高买价(买入保护限价)或者最低卖价(卖出保护限价)。

    比如投资者A在买入某股票时,该股票价格为10元,卖一到卖五为10.01元至10.05元,投资者此时采取最优五档即时成交剩余撤销申报的市价委托方式下单。但在交易过程中,由于还有诸多投资者抢单,等到投资者A市价委托单子到达交易所主机时,该股股价已经超过10.8元,若按照五档价格成交,建仓成本会提升近8%!此时,由于投资者A下单时设置的买入保护限价为10.5元,因此高于10.5元不会成交,避免追高风险。

    所以,这种保护限价的申报方式,在首日交易中,建议普通科创板投资者使用,毕竟首日行情往往火爆,避免盘中“意外”追高!

  • “5·19行情”20周年启示录:揭秘穿越牛熊市场的长牛股

    “5·19行情”20周年启示录:揭秘穿越牛熊市场的长牛股都有哪些特征

      “5·19行情”20年后,当年的大牛股仅昙花一现,在牛熊更替的市场中又渐渐回归本原,被后人所淡忘。在经历20年时间检验后,穿越牛熊,涨幅10以上的大牛股共计31只,不少入围股为各消费领域龙头。

      牛股已不在 留下空悲叹

      2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9年5月19日,沪深两市一扫2年多的低迷行情,当天沪市大涨4.64%,深市大涨5.03%。正是从那一天开始,A股市场开启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大牛市,史称“5·19行情”。从指数表现来看,上证指数短短30个交易日最大涨幅超64.1%,整波牛市最大涨幅超过114%,历时超过两年。

      网络科技股被认为是“5·19行情”的最大爆点。数据宝统计显示,行情期间最大涨幅超过5倍的个股合计共有20只。其中,表现最好的是综艺股份,最大涨幅超过810%。1999年5月18日,综艺股份收盘价为10.58元,2000年该股一度攀升至64.27元(期间有10转5),复权后较10.58元上涨超过8倍。综艺股份正是彼时网络科技概念股龙头之一。而曾经的亿安科技、海虹控股、四川湖山等,也是那波行情的绝对热点,期间最大涨幅均超过5倍。

      然而,对上述大部分“牛股”而言,“5·19”仅是昙花一现,在牛熊更替的市场中又渐渐回归本原,被后人所淡忘。数据宝统计显示,上述20只大牛股中,有15只个股最新价低于“5·19行情”期间最高价,这意味着大部分股票用了近20年时间,仍无法重回当年的“辉煌”。

      如当年的银广夏A,从不到10元起步,中间历经一个“10配3股”和“10送10股”,股价最高涨到近38元,期间最大涨幅超过6倍。然而,当年的近38元也成为这只股票的历史最高价。如今,当年的银广夏A已更名为西部创业,截至最新,西部创业最新价较银广夏A当年最高价折价近90%。此外,郑州煤电、三爱海陵(即今天的欢瑞世纪)、亿安科技(即今天的神州高铁)等9只个股最新价较“5·19”期间最高价折价超过50%。

      除了股价的回归,当年所谓的“牛股”经过重组更名,早已经物是人非。对于投资者来说,股价短期的暴涨固然可喜,但没有业绩支撑的概念炒作终归“镜中月、水中花”,当“市场之鞭”落下时,留下给炒作者只剩高位套牢的无奈与悲伤。

      业绩为王 胜在长久

      回过头来,哪些个股才是真正大牛股,在经历20年时间检验后,未被历史所埋没,穿越牛熊而笑傲市场?数据宝统计显示,上市时间在十年以上,1999年5月19日以来累计涨幅(不含上市首日)在10倍以上,且最新收盘价较历史高点回调幅度不足30%的个股,共计31只。

      分行业看,分布最广的是食品饮料行业,入围股有10只。其次是医药生物、食品饮料、建筑材料、汽车、家用电器等行业。仅食品饮料、医药生物、汽车、家用电器等消费类板块入围股数量就占到三分之二。

      从公司规模来看,不少入围股为各消费领域龙头,如白酒行业龙头贵州茅台、五粮液,空调行业龙头格力电器,医药行业龙头恒瑞医药,汽车行业龙头上汽集团,乳制品行业龙头伊利股份,肉制品行业龙头双汇发展,啤酒行业龙头青岛啤酒等。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些消费行业龙头凭借长期的资金投入和品牌建设,铸就了强大的品牌壁垒,能够在行业成长期和成熟期均实现高于行业平均的增长,从而实现市场份额及盈利能力的不断提升,也因此能够穿越经济周期实现长期持续性增长,且更容易出现大牛股,长期表现明显优于市场整体水平,成为“长跑冠军”。

      数据显示,近20年来,食品饮料行业指数累计涨幅12.5倍高居榜首,医药生物、家用电器、休闲服务等行业指数累计涨幅均在4倍以上,大幅度优于同期沪指表现,这从侧面印证了大消费板块能守能攻的特征,且容易走出长牛股。

      持续盈利也是保障公司股价长期上涨的重要因素,上述31家公司中有八成以上2018年度业绩创历史新高。28家公司上市以来复合增长率在10%以上,占比90%。在业绩股价均稳健上升的同时,这些公司也在积极的回馈投资者。上述公司上市近20年来全部实施过现金分红,且有27家公司累计现金分红达到10亿元以上,占比为87%。

     

  • 房价再也不会暴涨了?中国房地产风雨沧桑20载

    住房市场预热标志

    1997年,那是我们很多人情窦含苞待放之年,羞羞答答的玫瑰们,静悄悄的渐次盛开,让人目不暇给,心跳加速,想来真是妙不可言。

    个人情感之外,后来在我国掀起惊涛骇浪的房地产市场之种种也得从这年说起。

    1997年第4季度,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外需颓势尽显,我国经济下滑,名义GDP全年增长11%,较上一年低6个百分点,CPI从8.3%降至2.8%。彼时,我国经济刚刚从两位数的高通胀中走出,却又要面对通缩的风险。

    此外,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对我国对外出口带来不小压力,出口同比下降,出口金额同比从1997年1月的27.6%下降到1998年10月的-17.3%,1998年全年的出口增速仅为0.4%,比1997年的增速降低了20.1%。

    外资也受到经济危机影响而下降,1998年外商直接投资额基本保持不变,1999年一反过去趋势,首次出现负增长,同比增速-11.31%。

     

    为了拉动经济增长,我国不得不将原来刺激出口政策转向刺激国内需求,政府决定把房地产行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1998年7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俗称23号文,其中明确提出“促使住宅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扩大个人住房贷款的发放范围,所有商业银行在所有城镇均可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取消对个人住房贷款的规模限制,适当放宽个人住房贷款的贷款期限”,标志着城镇住房商品化制度开始建立。1998年的23号文发布之后,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快速推进,相应的银行信贷、土地管理等配套政策相继出台,鼓励住房消费的政策框架初步形成。

    1998年下半年开始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政策,住房信贷政策的跟进,使居民在只支付首付的情况下购买住房,极大地提升了民众购房能力,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从此逐步上升。

    这样,在我国实行了近四十年的住房实物分配制度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23号文,是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里程碑,新中国历史上,关于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导向,没有哪项政策能和1998年的23号文媲美,它是在中国经济萎靡不振的大背景下提出的,是1994《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的升级与加强版。

    在供给端看,它明确的把房地产定义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出台配套政策,把民众住房需求推向市场;在需求端看,实施首付加杠杆的购房模式,降低购房门槛,对民众收入资本化,极大的提高了民众的购买能力。

    很多人没意识到23号文的出台意味着什么,更想不到这份不到2000字的文件未来会在我国住房史上掀起怎么样的惊涛骇浪。如果说政策的出台是对房地产市场预热,那么房地产市场的启动还需要什么条件?

    催化剂-货币

    2001年台剧《流星花园》红遍海峡两岸,乃至霸屏亚洲,其风头一时无两,堪称神剧中的神剧,以至于男主角受到某国总统的邀约。娱乐界之外,一件影响我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也在这一年修成正果。

    经过多年的艰苦谈判,我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即WTO。简单地说,我国可以依托WTO平台和很多国家做买卖,利用成本相对优势我们的一些商品可以进入很多国家,出口创汇;同时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国资本,招商引资。所以,加入WTO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进入我国的钱多了。

     

    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的5年过渡期内,中美汇率比较稳定,过渡期结束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逐年走高,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吸引更多的国外资本进入我国,时至2014年美元兑人民币为6.12元,人民币升值26%。

    这样,随着我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多,资本项目下长期顺差成为常态,按照中美汇率结汇后我们的人民币也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加入WTO后,我们与国外做生意,卖出去的是商品换回来的是美元,美元在我国国内不能流通,也就是说美元必须换成人民币才能在国内流通,经常项目下顺差逐年攀升,我国国内的人民币也越来越多。

    举个例子,张三把一批成人尿不湿卖到了美国市场,换回来1亿美元。美元不能在我国流通,张三只能在商业银行把美元换成人民币,假设中美汇率8:1,张三拿到8亿人民币,或者存银行,抑或采购原料,继续加工制作成人尿不湿;商业银行少了8亿元的人民币,而多了1亿美元,商业就拿着1亿美元去找央行,央行收走1亿美元,成为外汇占款,并同时给了商业银行8亿人民币。

    整个过程,商业银行只是充当了资金中介,央行多了1亿美元的外汇占款,发行了8亿人民币, 张三获取了8亿人民币,我国流通的人民币多了8亿元。

    如果假定张三为一个国家,那么张三这种生意往来,有进口也有出口,出口多于进口就称为贸易顺差,而这种经常性往来的收支项目称为经常项目,其顺差就成为经常项目顺差。

     

    资本项目顺差意味着流入的资本比流出的资本多,流入的资本多就叫资本项目顺差。总而言之,随着双顺差的持续发展,进入我国的外汇越来越多,外汇占款在人民币的发行过程中比例越来越大,我们的基础货币越来越多。

    通胀猛于虎,政府心里很清楚。

    这么多钱到哪里,哪里就是汪洋大海,不能乱窜,得给它们找个地,而这个地就是我们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也被称为蓄水池。

    房地产牵一发动全身,正是发动经济的引擎,而且也给地方政府带来巨量的卖地收入,各级政府看着脚下的土地很开心,土地财政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成为地方政府的摇钱树,铁公基大干快上,城市面貌换新颜。

    至此,加入WTO后,双顺差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随着时间推移外汇占款逐渐成为我国基础货币发行的主要渠道,以至于为了控制基础的投放,央行被动的采取央行票据对冲基础货币的投放。

    这样,有了国家对房地产市场鼎力的政策支持,加入WTO也有了基础货币的大量供应,那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还需要什么?

    助推剂-储蓄、收入与杠杆

    一个段子,两个老太太在天国相遇,中国老太太说我在临终前攒够了买房的钱,美国老太太说我在临终前把买房的按揭贷款还清了。也许是为了增强生活的安全感,中国人爱存钱,我国居民部门历来高储蓄,而高额的储蓄不仅为开发商提供了廉价充沛的资金,也为购房者提供了充足的购房弹药。

    1998年我国居民人民币存款5.34万亿,城市居民人均储蓄1.3万元,一个双职工家庭平均储蓄2.6万元。粗略估算,1998年我国商品房价格不到2000元,购买80㎡的商品房需要16万,如果首付按照20%-30%计算,则需要3.2-4.8万元的首付款,彼时城市居民家庭储蓄平均2.6万元。

    此外,199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5400多,按双职工家庭计算,家庭年均入11000元,储蓄率按20%考虑,每年可增加储蓄2200元多。所以不管是从首付还是贷款利息偿还角度看,城市双职工家庭是有能力负担购房的。

    更何况,因为“平均”仅仅是事物宏观特征的表示,在趋于细分阶段并不能准确刻画事物特征,“平均”可能会隐藏一些高购买力人群。举个例子,张三刚毕业,经不住长辈的催促,去相亲。二人相谈一度很融洽,临近结束,女方试探着问:你们同事都有房吗?张三回复:我们部门人均2套房。女方暗喜,追问:那你?张三又复:我刚毕业,还没房。女方醉倒。

    给我一根杠杆,再给我摆放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足见杠杆的威力。不过,给你一根杠杆你绝对不能撬动太阳,是因为太阳质量是地球的N亿倍吗?不,是因为太阳的温度太高。

    事实上,购房的过程就是购房者或居民用存款与债务(银行贷款)购买房产的过程,表现在居民端就是银行贷款的绝对数量增多,以及居民存款的相对数量减少。

    在买房的时候,首付+按揭贷款的购房模式其实就是购房者利用杠杆的典型例子。总价一定,首付比例越低购房所加杠杆越大,首付比例越高购房所加杠杆越小。

     

    举个例子,一套商品房500万,首付30%与首付50%二者之间差了100万,前者后者分别用150万与250万撬动500万的房子,前者需要贷款350万,后者需要贷款250万。所以,一方面首付+按揭贷款的购房模式极大的提高了居民购房能力,把居民购房的潜在需求转化成有效需求;另一方面带来了居民杠杆率的宏观抬升。

    居民部门杠杆率,可以用居民贷款与GDP比值来衡量,也可以用居民贷款与居民存款比值来衡量。不管从哪个角度看,2008年后居民杠杆率迅速抬升,持续至今,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广大群众才逐步认识到房产是财富的锚地,为此前仆后继,居民杠杆率越加越高,房价也越来越高。

    综上,在过去的20多年里,站在1998年这个时间点上,或者1998年至2001年这个时间区间里,政策以及货币的供给,购买力的加持,都在预示着我国房价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那么,站在2019年这个时间点上,我国房市的未来还会如此美好吗?

    住房的供给与需求本源

    1.政策供给

    大体上,199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俗称23号文)出台后,关于我国房市调控的行政政策经历了几个比较明显的周期。

    2003-2004年抑制房地产市场过热:2003年8月12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简称18号文)。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控制房地产开发,将房地产开发项目(不含经济适用房)资本金比例由20%提高到35%,加大信贷调控。

    2005-2007年稳定房地产市场为政策调控基调: 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发布8号文,要求高度重视稳定住房价格工作。2006年政府再度调控,推出国六条。2007年,央行和银监会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对于贷款的二套房,首付不低于4成,利率为基准利率的1.1倍。

    2008-2009年刺激房地产行业发展: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未未2年内投资四万亿元刺激经济。2008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地方政府、商业银行纷纷出台救市措施,下调房地产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到30%,住房贷款利率七折优惠,降低贷款首付比例至2成。

    2010-2013年调控升级、遏制房价上涨:2009年中国经济率先从金融危机中复苏,宽松的信贷和投资政策导致2009年房价过快增长。2009年12月14日国务院出台“国四条”,通过金融、土地等手段来遏制部分城市房价的过快上涨。

    从2010年4月14日以来,调控措施接二连三的出台,由调控姿态升级到坚决遏制,国四条、国十条、相继出台。上调首付比例调整到30%以上,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暂停第三套房贷款。

    2014-2016年刺激房市房价再度暴涨:2014年中国经济再度面临下行压力,稳增长诉求凸显。房地产市场步入“总量放缓、区域分化”的发展阶段,一二线高房价和三四线高库存并存。

    2014年9月30日,央行、银监会公布《关于进一步做好住房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930新政),调整房贷政策,二套房认定标准由“认房又认贷”改为“认贷不认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为30%,贷款利率下限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对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贷款购买普通商品住房,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首套房贷款政策。

    2015年3月30日,央行、住建部、银监会联合发文(330新政),二手房营业税免征限期由5年改为2年,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降至4成,公积金贷款首套房首付比例调整为20%。

    从2014年11月22日至2015年底6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中长期贷款利率下降至4.9%,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化解房地产库存”。

    2016年2月17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 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金融税收多管齐下去库存。2016年2月29日,央行再度降准,房市触底回升,一二线房价、销量开始加速上涨,部分区域房价甚至接近翻倍。

    2017年以来房市因城施策的调控政策横空出世:2016年一二线房价暴涨,但三四线去库存效果区域差异较大,同时金融风险凸显,我国房市进入了因城施策的新阶段。

    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点强调“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首次提出“长效机制”: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2017年,“两会”刚刚结束,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发布了北京市《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和差别化信贷政策的通知》,这是2017年公开印发的第一轮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

    从限购、限贷、限价,到以北京3·17新政引发的新一轮“限售、限商模式”,楼市将全面进入“限购+限贷+限价+限售+限商”的“五限时代”。同时在去库存的政策引导下,国开行货币化“棚改”支持下,2017年至2018年在一线二线城市房价纷纷下行之时,三四线棚改受益城市的房价纷纷上行,我国房价的这种局面,很多人始料未及。

    不管是1998年房地产政策的预热也好,还是过去20年房地产周期性调控也罢,或是为了对冲经济的下滑或是为了防范经济的过热,所以也不难理解任老先生关于房地产夜壶论的说法。总体上,行政政策调控收紧,房价承压下行,调控放松,房价上行,这是过去20年我国房价走行的一般规律。

    我们知道政策不是万能的,应顺势而为,它只有与客观情况结合起来,才能引起共振。过去20多年,我国房价走行与政策调控相关性很高,根本原因还是需求端居民的杠杆率比较低以及居民对未来收入的乐观预期使得他们敢于也乐于加杠杆,这种情况给我们过去的房地产政策的松紧留出了空间。

    那么,未来我国房地产松紧政策的空间还存在吗?

    2.货币供给

     

    从房地产领域看,货币的供给一定程度上与行政政策共同形成房市调控的组合拳。从货币总量角度看,2001年以来,我们的外汇占款越来越多,对应的基础货币也越来越多,商业银行的存款也越来越多。

    前面提到商业银行本身就是资金中介,它总不能让这么多资金趴在自己账户上不动,它得想法设法放贷,获取存贷差收益。这个时候,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进入了它们的视野,银行在开发商与购房者之间搭起桥梁,持续的存放贷通过乘数效应,逐步派生出更为巨量的货币,导致我国的广义货币M2在后续的年头里暴力攀升。

    举个例子,开发商张三存了100块到银行,假定存准率为20%,那么银行需拿出20块交给央行,余下的80块才能贷给客户李四,李四拿到80块在王五那购买了20本书,王五把80块存入银行,银行拿出16块存入央行,64块可以继续给客户放贷,如此循环下去。这样,理论上100块可以派生出500块的货币。

    所以,过去的20来年,我国的M2暴力攀升,固然有经济发展的推动,而住房货币化的改革促进土地资本化的过程,更是对M2的攀升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货币价格利率来看,利率对房价的负向影响显而易见,即房价随着利率的上调而下降,随着利率的下调而上涨。1998年以来,尤其是2008年以来房贷利率的升降与我国房价的走形基本吻合,呈现明显周期性。房贷期限长,利率的升降将会显著影响购房者未来债务偿还负担,是购房者比较敏感的因子。

    近几年来,“防范金融风险”、“不搞大水漫灌”、“定向滴灌”等成为耳熟能详的词句,说明全面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一定时间内不可能成为优先选项,原因众多,其中我国货币的发行方式近来发生较大的转变成为制约“大水漫灌”的原因之一。

    2003年以后外汇占款在我国基础货币发行中的比例越来越高,一度超过100%。近年来,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降低,外汇占款在我国基础货币发行中的比例回落,目前占比在60%左右。

    目前我国利用货币调节工具来对冲由于外汇占款下行带来基础货币供给减少的问题,包括逆回购、SLF、MLF、PSL、TMLF等工具。以外汇占款为锚发行基础货币,是靠美元背书,以各种货币调节工具发行基础货币是以国家信用背书。货币发行机制的变化,从侧面说明我国货币供应的大水漫灌,不会是优先选项。从货币角度看,未来几年高增长的货币供应可能成为过去式。

    3.经济与人口催化

     

    经济角度看,1998年我国GDP突破万亿美元大关,2010年我国GDP超越日本,达到61013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我国GDP达到112029亿美元。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时至今日,我国经济增长率以平均10%左右的速度增长了近40年。

    目前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经济增长动能从旧向新转变,经济增速中枢下行。长期看来,随着经济发展新旧动能的切换,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要告别经济高速增长时代。

    从我国总人口角度看,在过去的40余年里我国的总人口数增加了约1.45倍,人口的分布显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别,东部城市人口增长明显快于中西部城市。

     

    另外,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后,人口增长率从2%点多一路下滑,期间偶有反弹,但下滑趋势不变,至2006年我国的人口增长率降至0.5%左右,我国人口总量增长放缓。

    从城市人口总量来看,我国城市人口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同步逐年降低,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渐入稳定期,在以城市群为抓手的城市化推进路径下,城市人口一方面将会缓慢增加,另一方面在我国人口整体涨速放缓的背景下,各个城市主要依靠人口跨区域流动来增加城市人口,而且这种差异将会越来越明显。

    人口总量趋缓,人口城际间的变化,将会深刻影响我国的房市格局。

    4.购买能力

     

    居民高储蓄是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基石。2004年我国居民贷款总额与存款总额比值24%左右,2018年这个数值接近67%,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增长了45%,增速很快。如果把一个国家看作一个家庭的话,相当于这个家庭有100元,其中67元是债务。

    虽然对比美国、欧洲等一些国家,67%的杠杆率尚可,但鉴于我国目前各项福利制度尚不完善的实际情况,67%的杠杆率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更何况正如前文曾提及到“张三相亲”的例子一样,“平均”不能准确描述特定对象的情况,但我们相信对于城镇家庭,尤其是一二线城市年轻的家庭,这个数据要远高于67%,这一方面约束了他们加杠杆的动力,一方面也限制了他们加杠杆的能力。

    如果说储蓄是首付的保障,那么居民可支配收入则是现金流,是后续还款的保证。可能是由于受“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的影响,我国居民收入与支出增速高度相关,在我国GDP增速逐年走低的情况下,我国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也在逐年降低,收入预期不乐观,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居民加杠杆的能力。

    这里,为了把城市人口数量和人口购房能力联系起来,我们引入城市人口质量指数的概念。所谓城市人口质量指数,指的是以过去某年(基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城镇人口的乘积为基数(假定为100),依此推算出各年份的城市人口质量指数。我们发现我国城市人口购房质量指数增速从2012年后逐渐走低,说明城市人口的增量与可支配收入增速在降低,居民购房能力受限。

    因城施策的幻觉

    过去我国房价的走势图,是行政政策叠加金融供给与居民端杠杆增量空间及收入预期共振而谱画的。很多人只看到政策供给的周期性,而不去关注政策供给背景因素的变化,使得很容易陷入房市周期调控、房价周期上涨的幻觉。幻觉即假象。

    由于居民端杠杆增量空间受限,伴随可支配收入及预期的下行,居民杠杆增量能力受到约束。

    鉴于此,未来我国房地产市场,不管是从行政政策还是金融供给角度看,强刺激的可能性比较小,也就是说全国房价暴涨的局面很难再现。“张三相亲”的故事,说明了“平均”的宏观意义,而趋于细分的无效。因此,房市因城施策横空出世也就顺理成章,房价亦然。

    如果有一天,房地产市场强刺激来了,那一定是被动所为,但愿这一天永远也不要来。

  • A股这轮行情会否“始于猪,卒于猪”

    潘向东:A股这轮行情会否“始于猪,卒于猪”?

      该文是新时代证券副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博士近日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联合举办的201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整理。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上午好!

      刚才周老师讲到要谨慎提“去工业化”,我也有同感,过去我们是工业化推动城市化,下一步我们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拉动内需,然后再进一步深化我们的工业化进程。我们老是觉得我们经济体规模是全球第二,其实我们的人均GDP才达到美国的15%,增长空间还很大,不要老看总量,更应该关注人均,老百姓(56.680, 0.24, 0.43%)的人均工业品消费量还很低,工业化都还没完成。我们作经济判断不能老盯着我们“北上深”为代表的三亿中产消费升级,更应该关注十亿中低收入人群如何走向中产。

      因为在投资银行工作,我的相对优势是比在座的各位专家更关注资产配置,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所关注的宏观经济问题和资本市场问题。

      资本市场的春天其实去年已经开始了,只是因为大家更多是关注股市,没有关注债市。去年年初流动性边际变化,债市就已经开始走牛。到去年十月,随着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全面转暖,股市已经开始企稳。去年四季度因为投资者在过去的熊市伤害中“心有余悸”,再叠加大股东股权质押风险,所以市场走得很纠结。春节后A股出现快速上涨,投资者的热度已经比较高了。假若现在还去探讨牛市有没有开始,除了锻炼口才和赚点击率,对投资者而言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这样的探讨和思考应该是在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作为投资者,现在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未来有没有外力,或者说是风险,终止这轮行情或者说会让这轮行情产生较大调整。假若没有,那么这个被激活的市场就会一直延续这种热度,直到“非理性繁荣”,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狂热,让所有的参与方最后都害怕。

      我是2008年来到投资银行,参加工作,这十年来,我们的股市运行出现拐点都与重大宏观政策密切相关。2005年启动股份制改革,叠加了经济的向好,股市开启了牛市,但随着2007年下半年物价增速的上升,大家对通胀开始担忧,2007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08年将进行宏观调控,收紧货币。所以,那一轮牛市的顶部就出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前。当然,2008年后来出现了海外的危机,但2008年上半年我们确实在提高准备金率和加息。随着2008年四季度中央大力度的反周期政策推出,股市开启了牛市,一直运行到了2010年12月,当时由于经济向好导致物价开始攀升,2010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定调2011年要进行宏观调控,记得当时总理一句话,对地方的融资平台要“连根带泥地拔出来”,A股的行情就此终止。2012年我们开启了资本市场的创新,融资加杠杆就是那个时候开启的,股市随之也迎来了春天,这一春天当然是提升估值的春天。由于开启了可以融资加杠杆的“魔盒”,股市狂热一发不可收,终于监管当局在2015年6月底“忍无可忍”,踩了急刹车,导致那轮行情结束。

      我们都知道这轮A股行情的起来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经济的企稳或回升,而是归功于去年十月以来流动性的宽裕和政策的转暖。政策的转暖不仅仅是我们的货币政策,还包括我们的监管政策。这样两大合力导致市场上涨,也就市场上投资者所说的是流动性和政策合力促使估值提升,而不是企业盈利的改善。对于这个问题,我在春节的时候发过一篇文章《为何经济处于寒冬,资本市场却迎来了春天?》,里面进行了仔细的探讨。对于市场已经给出了答案的问题,已无再探讨的必要。

      只要经济不出现大幅跳水,那么能改变当前股市向上运行的外力目前来看主要有:其一就是中美贸易谈判破裂,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目前来看这个风险很小,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进展相对顺利;其二就是监管政策变化,目前来看这个风险也比较小,因为股市刚刚回暖,还远没有像2015年那样疯狂倒逼监管出手,现在监管当局还在呵护市场的发展;其三就是货币政策出现变化,目前来看,要使货币政策出现变化,除非通胀大幅抬头。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有没有可能出现通胀大幅抬头。

      近期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近一、两个月来一有机会,我就去外面草根调研或者电话调研养猪的上市公司、养猪的非上市公司、养猪专家、疫苗专家、地方政府、饲料企业、食品企业等,今天借此机会也与大家做一个分享。对于经济的运行我不做过多的评述,待会儿还有一些经济专家会作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

      这一轮猪周期已经启动,未来对我们价格的影响可能会超出市场的预期。我们知道,全球整个猪肉消费量和供应量是1.1亿吨左右,其中我们的生产量大概是5200万吨左右,消费量大概是5400万吨左右,其实我们是要靠部分进口来平抑消费和供给的平衡。

      我们的消费量和供给量占了全球的50%,为什么说这个数?这是因为现在很多人讲我们猪肉问题的时候就会说,假若价格上涨,我们可以通过向美国进口来平抑,真是这样吗?美国的生产量大概是1100万吨,它的消费量占全球的8%多,也就是900万吨左右,它能出口200万吨。假如一个占了全球50%的市场受到一个像过去普通猪周期一样的冲击,这种冲击是不大的,应该是可以通过加大进口平抑一部分。但假若这个生产市场受到强大的冲击,那么它影响的不仅仅是国内的食品价格,还可能会影响到全球的食品价格。我们一季度进口了美国的猪肉大概是14.28万吨,美国猪肉期货价格从年初到现在就已经涨了50%。

      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我们的供给到底受到了多大影响。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去产能化,过去由于环保的一些要求,我们把一些中小型的猪场几乎淘汰了,以前大家印象中农村很多人家里养猪,但是由于环保的要求,慢慢地那些猪圈都全部关门了。但去年以来出现了一个“非洲猪瘟”的叠加。为什么叫“非洲猪瘟”?是因为1921年此类型猪瘟产生于肯尼亚,从非洲走向了欧洲。

      为什么“非洲猪瘟”影响这么大?我们现在进口猪肉,不可能再是猪的进口,然后在消费地扑杀(只有广东人和香港人有这爱好,喜欢热肉消费),现在都是进口经过了低温处理的猪肉,按照正常情况下,低温处理之后病毒应该都全部杀死了,病毒只有在适度的温度下存活率才很强,在一个高温或者低温环境下病毒都会被杀掉,但是“非洲猪瘟”病毒存活能力非常强,在低温环境下也能存活,所以,“非洲猪瘟”就通过猪肉进口带到了中国,去年7月在辽宁发生了第一例,传染性特强。我们草根调研了解到,因为当时对“非洲猪瘟”的传染途径了解不足,一个地方发现了“非洲猪瘟”,那么周围两公里范围内的猪都将全部进行捕杀,因为担心猪瘟是通过呼吸传染。当然后来知道它是通过接触传染,那么后来发现“非洲猪瘟”就改用定点清除。捕杀的结果,当然这是依据我们草根调研,根据行业内的养殖主的介绍,东北大概损耗了50%—60%,我们的养猪大省山东和河南大概损耗了35%—40%(农业农村部官方公布的调研能繁母猪降幅平均也达到30%以上)。去年南方都还很好,通过发病区禁运的方式,“非洲猪瘟”没有带到南方,但是后来春节的时候由于北车南往,南车北往,这一接触性传染的病毒在今年春节左右传到了南方,现在江西、湖北、广东的损耗也有15%-20%。4月7号西藏也通告发现了“非洲猪瘟”,也就是目前中国内地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发现了非洲猪瘟。

      1921年以来都没有“非洲猪瘟”的疫苗,但并不意味着未来我们研究不出疫苗。因为以前爆发“非洲猪瘟”的都不是生产生猪的大国。所以,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那些国家并没有多大的动力去研发疫苗。但是就我们来说,有五千多万吨的年生产量,是完完全全有动力生产疫苗的,这个市场空间巨大。但是我们去调研时,了解到生猪养殖户都建议不要生产“非洲猪瘟”疫苗。为什么?他们认为假如这个疫苗一旦生产出来,整个养猪行业的损耗至少就有20%,因为打疫苗也就意味着“非洲猪瘟”病毒在猪圈里生根了,生根了就会有损耗。这是对我过去看法的一个颠覆。我过去觉得有疫苗不就好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其实不是,一旦有疫苗,意味着“非洲猪瘟”在所有地方都将生根,生根就将带来养猪的损耗,这个损耗大概就提升成本20%。养猪企业认为,现在只要大家能做到努力防控,带来的成本损耗应该可以降到20%以下。

      从草根的调研来看,去年以来养猪行业的这个损耗大概有30%左右,这是去年到今年我们跟一些养猪行业人士了解到的(从全国规模饲料企业监测数据来看,2019年2月猪饲料产量同比下降23%,仔猪饲料和母猪饲料产量同比下降30.6%和38.4%)。当然,这是最乐观的预计,也有些饲料企业说可能有40%的损耗。为什么这很难统计?这次调研的过程中我也了解到,包括南方,一些地方发现了“非洲猪瘟”当地是不上报的,发现了之后就随即处理了。这就为我们对未来的供给量的变化提供了很大的变数。为什么不上报?因为一个地方发现了“非洲猪瘟”,上一级政府就要追究责任。这样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会隐瞒“非洲猪瘟”的发病情况。本来国家农业农村部为了保证养殖户的积极性,对出现“非洲猪瘟”的养猪户会进行补贴,有补贴养殖户的亏损就会少一些,就会有积极性继续投产,但是由于地方政府担心要追责不让上报,那么养殖户就拿不到相应的补贴,大家试想一下,那养殖户还有积极性养猪吗?这样的结果就是下一步的供给会进一步减少。所以,实际的损耗可能比公布的要大,未来的供给扩张周期会进一步拉长。

      就按照我们最乐观的一个预计,损耗是30%左右,我们是五千多万吨产量,产量一下减少了一千多万吨,美国全年的产量也就是1100万吨,缺口这么大,谁有能力来补?2017年全球的猪肉贸易总量才800万吨左右。大家都说3月份的猪肉价格在涨,我们看CPI增速确实在回升,包括最近已起来的债券市场都在承压,大家对通货膨胀压力就已经开始在预期了。但是近期调研了解的结果,预计6月下旬到7月上旬猪肉价格就会真正的开始大幅上涨。为什么?因为这与各地组织对生猪屠宰企业也进行全面清理有关。近段时间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屠宰环节非洲猪瘟监测工作的通知,屠宰企业在7月1号之前完成自检,所以屠宰企业冻库猪肉近期集中投放到市场造成猪肉价格短期内还没有出现上涨。但是一旦把这个冻库猪肉消化完,供给的缺口就直接产生了。有的投行预测我们猪肉价格会涨50%,农业农村部有个官宣说我们今年猪肉价格会涨80%(源自3月11号农博网)。但是到底涨多少,缺口这么大,谁都没谱。为什么?它是个动态的。也许猪肉价格涨了大家消费会减少,它会寻找这个平衡,也许“非洲猪瘟”继续蔓延,导致这个缺口更大。所以,到底涨多少,对于这一动态过程谁也很难预测。我只能告诉大家这个缺口有这么大,想通过进口弥补也弥补不了。与此同时,现在“非洲猪瘟”也已经开始传到了越南,预计会传到东南亚其他的地方。所以,产能缺口这么大情况下,未来猪肉价格怎么走,我是很难作一个判断。

      假如以农业农村部的80%为基准,我们猪肉价格在CPI中的权重占了2.8%,食品价格占CPI权重是29%,按这个测算,叠加油价的回升,今年四季度到明年一季度我们的CPI增速可能就奔4%了。而且这一轮“非洲猪瘟”的影响可能会持续时间长,因为这一轮猪瘟导致种猪和母猪大幅减少,要培养它们需要两三年的时间。美国投产的时间更长,他们要从建猪圈开始规划论证。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货币政策还能不能像今年一季度一样大量的宽松放货币出来,这是个问题。一旦这个方面受到制约的话,对我们整个资产配置的影响就出来了。

      大家也许会说既然是由于猪肉引起的,即便引起通胀也是结构性通胀,而且货币政策收紧也解决不了猪肉的供给问题,为什么货币政策要改变呢?回想2008年,不就因为猪肉价格上涨带来了结构性通胀,上半年进行了货币政策的收紧吗?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关于货币政策的担忧,也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资产配置未来的一个风险点。当然,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是,这一轮行情去年8月从猪板块起来的,最后“卒于猪”,恰好今年又是猪年。当然现在说这些对A股市场来说还有点早,毕竟猪肉价格还没有大涨呢。但债市还是需要做好风险防范的准备。

      借此机会说这些是希望大家都呼吁呼吁,为此,提三点建议:

      1、农业农村部也好,我们决策部门也好,现在可以做一些筹划,去大力扶持养猪行业的产能。特别是资本实力强的企业,国家可以给一些优惠政策(融资政策、财政政策等)鼓励规模化养猪;

      2、对发现猪瘟的地方不追责也不太妥,因为“非洲猪瘟”的传染性极强,一旦没有控制好,就会其他没有染病的区域造成很强的伤害,但追责带来的结果是一些地方会瞒报,这样的结果会损伤养殖户再投产的积极性,不利于未来供给的回升,所以需要把握好尺度;

      3、别因为下半年猪肉价格的上涨带来结构性的通胀最终影响到我们整个货币政策,也影响到我们整个宏观经济运行,毕竟货币收紧也改变不了未来猪肉紧缺的事实,结构性引起的物价上涨,最好是通过定向财政、行政措施去解决,相反,总量政策的变化更容易加剧宏观经济运行的波动。

      未来我国猪肉供给的缺口有1000多万吨,全球整个可供贸易量就800多万吨,能分给我国有200-300万吨估计就是极限了,随着7月份冷库自检完成,冻肉的抛售就告已段落,预计猪肉价格上涨将随之而至。而且由于这轮“非洲猪瘟”影响的不仅是肥猪,种猪和母猪都出现了同样比例的影响,“非洲猪瘟”也还在全国蔓延,为此这轮猪周期预计将持续三年以上,大家也需要做好猪肉可能会成为“高消费品”的准备,做好未雨绸缪。这才是这次给大家讲讲猪周期的初衷。谢谢大家!

  • 越南牛市

    从2016年1月的675点,到2018年初的2000点,越南股指完成了2年间上涨196%的壮举;2019年以来,越南胡志明证券交易所的基准VN指数已经累计上涨了12%。根据数据,越南是过去五年时间内全球表现第三的股票市场。